摘 要：世界历史从world history到global history的转变，意味着“新世纪需要新史学”。纵观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与纵向发展，世界历史逐渐演变为全球史，20世纪末中国探讨全球史，史学家本着重新认识历史的使命，开始试图站在平衡立场的角度来解释东西方史学，并取得重大成果——全球史观否定国家本位；冲出传统史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束缚；重新评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打破西方中心论。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审视历史研究中遇到的所谓“东方主义”、“西方中心论”等学说，更深入地探究东西方文明、文化。
关键词：世界历史；全球史；东方主义；西方中心论；文明
中图分类号：k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3-0033-03
王海利的专著《法老与学者——埃及学的历史》被复旦大学教授张广智誉为“中国埃及学史的奠基之作”[1]，甚至一如坊间已流传的德国学者维拉莫威兹的《古典学的历史》[2]，对西方古史研究所起的“指导作用”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法老与学者——埃及学的历史》是一部埃及学的史学史，属于学术史的研究——即“研究的研究”[3]。学术研究向来是推陈出新，今人的研究总归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前行的，这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常态”。学术研究也需要进行积淀，形成学术传统并加以创新。
进行学术研究，要有相关理论的指导。我国著名世界史学家、东北师范大学朱寰教授曾多次讲到，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理论决定成败，细节体现高低”[4]。朱先生讲这句话虽然主要是从世界史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的，但是同样适用于世界历史各领域的研究。历史学家从事历史研究，无论是世界史，还是某个领域的专门史，弄清历史是非，恢复历史真相自是其职责所在。历史学家需要有一个身份定位[5]。历史学家之所以需要弄清历史事实，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真相与今天有关联，不弄清楚就会影响现实的发展。过往的历史之所以存在着研究的必要，是因为这些过往的历史还活在当下的生活中，还活在现实的生活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6]。也就是说，这些历史还没有“死去”，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仍是现实。
一
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文明，都有其发展的路线。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否正如西方学者的认识一样？“西方中心论”是否在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如果我们从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社会进入现代化。欧洲高速工业化、现代化的时期，也是欧洲向外扩张的时期，这段时期常常被称为殖民时期。此时的欧洲，除了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以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知识也飞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当年受殖民压迫的国家纷纷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于是，殖民时代结束，“后殖民时代”开始。显而易见，西方工业革命后，以科学技术为支撑形成的压倒优势，使殖民活动得以顺利进行。那么，西方近现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西方的对外扩张殖民有着怎样的一种相互呼应关系？欧美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来检讨自身的学术传承？第三世界的知识界，又应该怎样面对本土文化曾经被殖民（或者被半殖民）的事实呢？
197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赛义德（edward said）发表了一部影响巨大的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7]。赛义德出生于巴勒斯坦，在巴勒斯坦、埃及和美国完成了他的教育。正是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促成了这一著作。在书中赛义德指出，西方对东方的描述，不管是在学术著作中还是在文艺作品中，都严重扭曲了其描述的对象。东方世界经常被野蛮化、丑化、弱化、女性化、异国化，这种程式化了的东方形象是西方人创造的。由于种种扭曲，东方的形象早已偏离了真实。赛义德把西方人对东方人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把西方对东方在学术和文艺著作中的刻意扭曲，把西方在东方的殖民活动三者有机结合，称为“东方主义”。赛义德得出的结论是西方世界的所谓东方学研究始终是帝国主义政府制造的政治偏见的产物。《东方主义》一书发表后轰动一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持续至今。赛义德的学说深刻地影响了此后西方学术界对阿拉伯以及整个东方世界的研究，《东方主义》成为后殖民批评的经典性著作[8]。
赛义德从西方文化与思想内部开启批判，其最大的特点和贡献就是对殖民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西方文化的影响力足以影响世界文化的多元化现实，在此过程中，严重遮蔽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和对世界文化发展方向的判断。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使我们在面对西方的学术研究成果时多了一个参考的角度。或者说，赛义德至少给了后人一个警醒，使后人意识到西方学术的某些说法可能存在着问题，因此对于西方的学问，需要谨慎看待，多加一份戒心和思考。
埃及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可谓是一门地道的西方学者研究古代东方文明的学问，其主要研究者也是英、法、德、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面对这一情形，我们不禁发问：埃及学作为东方学中的一个分支，是否受到了东方主义的渗透？东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埃及学的真正面目？如何对埃及学中的东方主义问题进行分离？这些都是在进行埃及学研究的过程中所面临的迫切需要一一探究的课题。
“对于西方人而言，古埃及的历史文明是他们认同的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埃及学……是欧美各国用来证明其文明历史悠久的一个指标……任何社会若能发展这些有‘无用之用’的学问，都会被认为是富裕而有文化涵养的……”[9]的确，英、法、德、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埃及学研究向世人展示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发达的文化教育等现状；而近二十年来，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强国，也在埃及学考古领域多有建树，拥有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令人感到欣慰的是，21世纪以来，随着近些年全新文献资料的引入，我国关于埃及学方面的著述日渐丰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起步较晚的缺憾。然而我们不能就此满足，如何加强我国的埃及学建设，如何加强埃及学的语言学、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碑铭学、宗教学、艺术学、建筑学等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力争在国际埃及学学界立有一席之地，应是国内埃及学学者们的努力方向。
二
对于世界历史上诞生的诸文明、文化，前人做过许多探究与反思。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3年～前420年）在其《历史》一书中对古巴比伦、古埃及文明给予高度评价。近代从伏尔泰开始，当代以德国学者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为代表，更是从文明或文化形态史学的角度对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能够自成一体的文明或文化，进行了系统甚至是分门别类的研究。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是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历程。文明较之原始时代，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斯宾格勒首次把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文明实体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认为文明实体就如同动植物有其内在的诞生、成长、成熟、衰老、死亡的规律。汤因比虽然承认文明的兴衰具有其必然性，但是其挑战与应战理论学说解释了新文明的诞生，认为新文明的产生并不是旧文明的循环，而是更高层次上的进步。两人都对西方文明的未来感到担忧，却“强颜欢笑”，以西方文明目前最具生命力与复兴力来慰藉自己。学术界对于他们的理论评价不一，但值得肯定的是，将文明作为一个发展的整体单位来进行学术研究，有其合理性。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中，所关注的焦点是他所处时代西方文化的前途与命运。该书的导言中提及：“这本书是第一次的大胆尝试，想去预断历史，想去研究一种文化宿命中的迄今未被人经历过的各个阶段，特别是关于那在我们这一时代和我们这一星球上唯一正处于完成状态的文化，即西欧美洲文化的各个阶段。”[10]这本书于1918年～1922年间出版、发行，在这本书中，斯宾格勒用自己的理论解释世界历史，反对将人类历史视为总是处于不断进步的一种直线型叙述历史的观点，认为文化是循环的[11]：文明在经历新生、繁荣之后，最终会趋于没落、衰亡。他坚信，西方文化必然走向“没落”[12]。《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悲观基调恰如其分地说明斯宾格勒的预断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西方社会种种弊端相契合。此书一问世就引起西方人的关注，造成巨大社会反响，正是基于作者一语道破当时西方人对自己前途所持的种种担忧情绪。当代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一书中强调：“斯宾格勒更有价值和独创性的分析倒是对西方文明、文化构型的对比研究。”[13]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斯宾格勒、汤因比、索罗金（pitirim a. sorokin）等人，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都一致认为现代西方文明面临深刻的危机，这一危机表现在战争与动乱之中，也表现在科技、思想、文化、宗教、道德等各个方面，总之，现代工业文明误入歧途。这种悲观的社会思潮反映了从一战到二战这一阶段西方思想界的基本走向。
汤因比在他最后一篇文章《在黑暗中探索》中写道：“我正在黑暗中摸索。虽然，文明人类那种赤诚之情与理解能力是很有限的，但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一如既往，殚精竭虑，继续求索，而决不中辍。”[14]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笃信的文明体系，都不能避免陷入历史唯心论和文化至上论的局限。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明体系，作为一种参照、借鉴，未尝不可“拿来”，而不能一概把它讥之为“伪科学”或“无意义的东西”[15]。就这个角度而言，对现代西方史学文化乃至整个西方文化，都应当作如是观。
三
全球史观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出现的。世界历史由分散发展向整体发展的转变，对历史学家的史学观念也产生重大的影响。二战后，随着经济一体化趋势的逐步加强，人们开始追寻历史，史学研究的全球性观念因此得以产生，全球史观也逐渐孕育而生。英国学者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明确指出西方史学需要重新定向。作者从结构变化入手来阐述历史，强调抛弃“欧洲中心论”，转而采用全球性和整体性的视角与眼光，重新研究、撰写世界历史。其全球史观强调历史的整体性与一致性，极力主张史学研究的目标“应当是树立至今尚未树立起来的那种立足全世界的观念”[16]。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a global history：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17]一书中指出“新世纪需要新史学”，他倡导“要确切认识西方的历史或者非西方的历史，没有一个包含这两者的观点是不行的；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个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所起的作用”。美国学者沃勒斯坦作为（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认为世界体系理论是一种社会现代化的理论，分为三个维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多民族国家体系和多元文化体系，而世界经济体系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决定性因素。其著作《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 system）[18]一书中，提出世界从1500年形成一个体系，“边缘化”和“中心化”的概念让人们重新看待世界历史。德国学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 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19]一书，通过对1500年～1800年这一时段的研究，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认为中国需要白银，欧洲需要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与学术界多数学者的通常看法不同，在他的分析中，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的地位，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他试图打破“欧洲中心论”，以此论证中国在世界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经济中心地位。
西方史学家正是在二战后开始重新思考西方历史，全球史观在20世纪末开始在中国引起众多学者的探讨。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明确指出全球史等于新世界史。国内学者追溯全球化发展进程，随着经济一体化，开始把全球史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这体现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批判了现代社会弊端中出现的所谓“中心化”和“边缘化”等思想观念。全球史打破围绕强势的资本、帝国、政治的因素所形成的欧洲中心论而进行的史学研究，强调各地区共同发展。
史学发生的变化向史学研究者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尤其是新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出现，对学术界及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影响，史学界应该做出思考：历史学是否可以复原过去、是否能呈现真实、完整、客观的过去？如果历史学能够复原过去，那么如何解释不同的历史著作对过去有不同的叙述，有不同的解释、认识和说法？历史有没有大线条？需要不需要“宏大叙事”？历史有没有借鉴功能？[20]
历史一旦发生，便无法重现，这正是历史的特点，也正是历史学无法跨越的鸿沟。而历史学肩负的一个任务恰恰是试图恢复对过往事实的客观认识。尽管历史不可能完全被复原，但历史学的基本任务仍然要求无限接近史实。
历史学家对过去做出不同的叙述、有着不同的诠释，这是历史学最大的特点。但因此社会上对历史学产生了误读，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本身就是具有多面性的，从不同的角度看，就看到了不同的真相，写下来就成了不同的历史。就这个角度而言，历史的借鉴功能很重要，体现着历史学的现代意义，关系着如何理解过去、理解过去与现在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出摆脱历史主义思维方法、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强调历史研究应当遵循论从史出、以论代史、史论结合的方法。历史和历史学家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对话，历史因历史学家的存在而存在——历史学家记录历史过程、总结历史经验、探讨历史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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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20〕钱乘旦.世界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j].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2（20）.
（责任编辑 张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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