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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治藩思想及其在淮西战争中的体现-澳门凯发

时间:2022-10-21 14:25:05 浏览次数:

摘要:韩愈在元和年间曾撰写《论淮西事宜状》,此文认为唐廷由于管理不善而导致淮西战争陷入僵局,并提出加强相应措施以应对。淮西战争的过程与结果都证明了韩愈在藩镇战争问题上的敏锐,《论淮西事宜状》亦成为研究淮西战争问题的关键史料。

关键词:韩愈;治藩思想;淮西战争

元和年间韩愈曾撰写《论淮西事宜状》上呈宪宗,状中分析了唐廷在处理藩镇事务时所面临的问题,并据此提出了澳门凯发的解决方案。韩愈在元和年间曾随裴度前往淮西战争前线进行宣慰,此行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韩愈在《论淮西事宜状》中体现的治藩思想的观点。本文旨在介绍韩愈在《论淮西事宜状》中展现出的治藩思想,并通过发掘其淮西之行的始末说明韩愈治藩思想的具体实践。

一、《论淮西事宜状》

《论淮西事宜状》撰写于元和年间,作者韩愈细数了朝廷用兵淮西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对应的澳门凯发的解决方案。此状在结构上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总结了淮西用兵的形势与必要性,后半部分则对讨伐策略提出了建议。

韩愈首先细数了用兵淮西以来前线战场和后方政府存在的问题。“有职位者,劳于计虑抚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1]官吏只会考虑如何安抚慰诸道兵马,却不知统筹规划,削藩战争缺乏完整的战略布局。各路节帅趁机增加实力,却不愿引兵讨贼,以免被削弱。秦后升《唐元和平定藩镇研究》[2]认为,淮西战役第一阶段朝廷处于劣势的主因是官军采取了消极防御措施,这印证了韩愈的观点。地方节帅借机扩充军力使得普通百姓民不聊生。“执兵之卒,四向侵掠。农夫织妇,携持幼弱,饷于其后”[1],百姓既要承担巨额军费所带来的沉重赋役,又要时常遭受兵卒的骚扰。

韩愈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陛下断与不断耳”[1],即战争能否胜利全在于宪宗能否坚定决心,否则“陛下持之不坚,半途而罢。伤威损费,为弊必深”[1]。解决了这一前提,韩愈又给出了具体的澳门凯发的解决方案。第一,为解决缺乏战略布局的问题,朝廷应当整合兵力分为四道,等待合适时机“一时俱发”[1]。此外,讨伐吴元济的同时应对王承宗等安抚震慑,为官军行动减小压力。第二,为解决将领消极防御的问题,朝廷应当对将士进行“换血”并加以严格管理。征讨淮西的兵将多由其他地区调配,彼此之间默契不足,且士兵思乡之情浓厚,难以用命。韩愈建议从周边征召民兵加以训练。民兵们“自备衣粮,共相保聚,以备寇贼”[1],这能够同时解决远距离调配的军费消耗和士气问题,“若令召募,立可成军;若要添兵,自可取足”[1]。另外,将帅也要遵循明赏罚、不肆行杀戮的原则,“若形势已穷,不能为恶者,不须过有杀戮。谕以圣德,放之使归”[1]。这一内容有利于朝廷对前线军队的控制,同时也是怀柔政策,可客观上降低叛军的抵抗强度。第三,为缓解百姓痛苦,朝廷应对近敌区集中管理,“临贼小县,可收百姓于便地,作行县以主领之”[1]。这一举措一是为了国家赋税和稳定考虑,二是防止无家可归的流民被藩镇招揽。

二、韩愈治藩思想在淮西战争中的体现

元和十年(815)六月,与吴元济联合抵抗朝廷的王承宗遣盗入京刺杀宰相①,武元衡被刺死,裴度身受重傷。据《旧唐书》载,武元衡是主理军务的宰相,“上方讨淮、蔡,悉以机务委之”[3]。而裴度也同样是用兵淮西的支持者。王承宗选择刺杀这二人,无疑是对朝廷的挑衅和示威。宪宗震怒,欲图同时出兵讨伐王承宗。朝中分裂为以宰相韦贯之为首的主和派和以裴度为首的主战派。韦贯之等官员认为同时讨伐两藩“物力不可”[3]。为避免德宗“奉天之难”的再次上演,应当“释镇以养威,攻蔡以专力”[3],即先行赦免王承宗以集中全部力量歼灭吴元济。这既避免了两线作战首尾受敌,又能保证京城不被其他强藩所觊觎。然而王承宗指使盗贼刺杀宰相无异于宣战。此时朝廷若坐视不理,将会使朝廷丧失本已脆弱不堪的藩镇控制权。这一点正是主战派裴度等人的观点,“病在腹心,不时去,且为大患。不然,两河亦将视此为逆顺”[4]。

经此辩争之后,宪宗最终下定决心同时讨伐两藩。他首先将主张赦免王承宗的宰相韦贯之罢相,原因是“请缓承宗而东讨元济,与裴度争论上前”[3]。既然是与裴度共同在皇帝面前争论,为何韦贯之被贬官而裴度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说明宪宗是支持裴度的。为了确保讨伐大计不被掣肘,因此将韦贯之贬为吏部侍郎,且剥夺了参议政事之权。又将李逢吉罢相,原因是“逢吉虑其(裴度)成功,密沮之”[3]。皇帝讨伐信心的坚定解决了韩愈《论淮西事宜状》中所述“断与不断”的问题,为接下来淮西战争的推进奠定基础。此外,宪宗还临阵罢免了两位重要将领。他先是以“讨贼失律”为由贬义武军节度使浑镐为循州刺史,[3]之后又“贬唐、邓节度袁滋为抚州刺史,以上疏请罢兵故也。”[3]这一系列举措是为处理韩愈《论淮西事宜状》中所述前线将领不用命的问题。临阵换帅可以保证将领与朝廷在藩镇战争的问题上步伐一致,解决了朝廷决策执行不力的问题,但却无法解决前线部队得不到统一调配的问题。

然而前线战事依旧没有大的进展,朝中争论又起。裴度于是向宪宗提出前往前线亲自督战,“臣昨见吴元济乞降表,料此逆贼,势实窘促。但诸将不一,未能破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赴行营,则诸将各欲立功以固恩宠,破贼必矣!”[3]宪宗认可裴度的建议,任命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彰义军节度使,以马总为副使,韩愈为行军司马前往淮蔡讨贼。此举正是为了解决统一调配的问题。宰相以宣慰之名前往前线督战,一是促使前线将领奋力讨贼,二是加强朝廷对战场的直接控制。朝廷这一举措与韩愈在《论淮西事宜状》中提出的加强前线调配的建议趋于一致,这说明韩愈对时局的把握是非常准确的。

除了将领立场和统一调配问题,文章的第一部分还提到韩愈在《论淮西事宜状》中提出的边境百姓民不聊生的状况,并且建议在边境设立“行县”以集中管理。针对这一问题,朝廷采取了与韩愈所提非常类似的办法,即在近敌区设立“行郾城”。“庚申,敕宜于许汝行营侧近置行郾城,以处贼中归降人户。”[3]笔者认为朝廷这一思路很可能来源于韩愈的《论淮西事宜状》。

朝廷平吴元济后,开始着手处理王承宗。根据韩愈在《论淮西事宜状》中的论述,可知他是希望能够以“招抚”的方式处理王承宗的。而朝廷正是采用了此方法顺利解决了王承宗。裴度遣人游说王承宗放弃战争归附朝廷,“承宗果大恐,上表请割德、棣二州以献”[5]。此行不仅达到了招抚罢兵的目的,甚至还让王承宗割地以献。从对王承宗的招抚看来,韩愈本质上是非常实际和讲求策略的。在面对吴元济时,朝廷有能力赢得战争,因此韩愈主张出兵讨伐;而在面对王承宗时,韩愈则认为应当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既能够维护朝廷的威严,又能争取到王承宗的归附,还能息兵养民,可谓一举三得,极具前瞻性和全局性。

韩愈《论淮西事宜状》清楚地说明了唐王朝在处理藩镇事务、发动平藩战争时朝廷内外所存在的关键问题,这份论状在揭露问题的基础上还为唐朝廷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在之后的淮西战争中得到了印证,对我们研究淮西战争的相关问题有很大的帮助。

注释:

①盗贼是否真由王承宗派遣其实并无定论,据《旧唐书》卷129《张弘靖传》记载可知,当时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王承宗是此事的主导者,但舆论皆认为王承宗要对此负责,宪宗对于王承宗遣盗入京刺杀朝廷重臣之事更是深信不疑。

参考文献:

[1][唐]韩愈.《韩昌黎文集》卷40《论淮西事宜状》[m].上海:世界书局,1935.

[2]秦后升.唐元和平定藩镇研究[d].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清]董诰等编.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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